《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八　于无声处听惊雷

战略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Internet网络建设与3C融合的服务市场上，各类PC、软件、数据网络和在线服务企业的竞争可谓此起彼伏、好戏连台，而今天真正的行业巨人——电信公司们正大踏步地挺进，他们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庞大的用户基础。1998年以来电信巨人们普遍加快内部的重组与跨国的重新结盟，大规模兼并新兴数据技术公司和向网络媒体渗透。中国电信在千呼万唤下也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也许真正客观地评价1998-99年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历史意义，要等到若干年以后，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但它所带来的冲击恰如方宏一博士的话——“这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春天。在整个文明历史上，她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世界级IT明星企业的崛起，网络经济已不仅是学者、专家理论研究的话题，或者是个别奇迹公司的火箭式飞升，正逐步影响着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价值走向。“四强鼎立”的格局已然出现，一个网络服务企业真正成长为“巨人”的时代即将呼之欲出。中文互联网数年来发展实践证明，无论ISP、ICP、ASP还是门户、社区、宽带，B2B、B2C还是B2B2C，单一业务的提供将不足以面对新的竞争局势，走向电子商务应用、数据通讯服务、综合传媒的多元化经营将是互联网应用的未来。

　　围绕着微软带来的“维纳斯计划”，IT评论家方兴东大声呼吁国内厂家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非PC操作系统，震聋发聩地警醒世人“中国IT业精神”不要垮。其实，笔者认为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产业界如何应对20世纪末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我们的民族战略性产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是否应当发展或是怎样发展民族化软件工业？从某种角度上讲，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转轨的阵痛之中，遗留下来的有关新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重整的讨论实在太多了，且非常有必要多重入手形成一整套的战略构架与要义。
　　

第二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一）
　　
1998-99年中国电信改革大幕开启

引 言

　　时间：1999年1月8日14：00-18：00

　　地点：北京国际俱乐部

　　1999年北京的早春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围绕中国电信的产业改革前途的讨论却远比天气转暖的速度来得更加急迫。1月8日下午，一个级别甚高的电信改革高级研讨会，在没有通知首都新闻界的情况下，悄悄地召开了。

　　说它高级，单看主持人——时任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和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周德强，与会的20人中包括了信息产业部、联通公司、广电总局的代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经贸委、计划发展委的官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还邀请了美国美林集团、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家，社科院经济所的张平博士作为王小强的代表，北大教授周其仁也作为学术界代表而出席。

　　会议围绕着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深层走向进行了实质性探讨。经贸委官员鲜明地提出了加强政府监管的思路，由于预见到当前阶段的电信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地将具有浓厚的垄断色彩，加强政府监管将成为保护民族产业，加快与国际接轨的头等大事；以主张彻底地开放竞争而闻名的周其仁教授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竞争”的总体思路；张平博士则在完成对珠江三角洲、粤港两地信息服务业充分调查之后，系统而又有新意地提出了“加快珠三角对香港开放以迎接未来WTO挑战”的观点；广电总局方宏一博士则大力倡议筹组“中国数据网络特区”──在全国五大城市中实现电信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互联互通。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与激烈地争论中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一天以前，北京南城的一座普通招待所里，体改办与美林集团刚刚联手举办了“当前国际电信业重组方案及发展情况研讨会”，美林的投资专家从世界电信业兼并重组的大趋势出发，从资本运营与产业重整的理论高度评价了即将到来的中国电信业改革方案。每个与会者仿佛都体会到电信产业变革的紧迫距世界只有咫尺之遥。

山雨欲来风满楼！

　　果然，春节刚过，人们就从不同渠道得到中国电信改革方案“尘埃落地”消息。虽然不管从哪个角度评价，这个新鲜出炉的方案仍带有浓厚的保守味道，甚至始终都没公开一张未来中国电信市场对外彻底开放的时间表，但此后的变化却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1999年3月1日起电信资费开始全面调整，3月25日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电信问题的讲话则更加振奋人心，5月份初中美电信高层广州峰会上的成果则给了人们对电信改革以有力的信心……

　　让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思维，回顾一下1998-99两年围绕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走过的坎坎坷坷。

　　98大争论：中国电信改革的焦点

　　1998年3月，以原体改委体改所副所长、时任粤海企业集团经济顾问王小强博士为首的“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电信产业课题组”，提出《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包括1份主报告及若干分报告和案例研究）。1998年5月中旬，《产业论坛》在京举办“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包括原邮电部、广电部、国家计委、科委、体改委、中科院、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官员、学者，以及中信公司、AT&T等中外大型企业集团的信息主管，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非官方会议。围绕着王小强的报告，与会者可以说既惊喜又狐疑，惊喜的是先于行业主管部门由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关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战略性改革报告，狐疑的是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部门利益出发品评这个有可能触及整个电信产业重组的重大课题。真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98年6月下旬，以国家广电局信息网络中心方宏一博士为首的“有线电视多媒体业务接入模式研究课题组”，发表《再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针对王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见解。1998年9月-1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周其仁教授撰写的《三网复合 数网竞争》一组文章陆续发表。一场论战就此产生。

　　一次会议，三篇大作（每篇都洋洋数万言，谈论的问题则从中国的国情到国际竞争的未来），针对国内三网（电信、有线电视、计算机数据通信）合一问题，展开了这场既包含经济学界，更囊括社会学层次的大争论。各类社会传媒也多从不同角度积极参与──1998年6月底《三联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显要位置刊发《重新洗牌─── 一场关于中国电信产业的大争论》等一组文章；1998年7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刘峻的文章《中国电信业，出路何在？》；1998年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主要反映周其仁观点的《逼问网络垄断》一文；到了1999年1月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更是以整版的篇幅推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一时间名动京城。

　　由于王小强组成的研究课题小组阵容齐整，并明确标明“本课题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提出，与高盛公司（亚洲）联合资助”，所以一时间人们对其研究报告的背景与利益趋向发出置疑（甚至有原邮电部授意出笼的说法）。以笔者的了解，一来提出课题并给予资助的这两家公司，正是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全球融资协调人。中国电信（香港）的走出大陆，恰好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加速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产业一体化趋势的重要表现，而高度关注中国电信内部的重组也正是这种变化趋势发展的必然，这一课题受到了当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现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王歧山的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来作为多年从事产业战略研究的学者，王小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以参与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和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策略而名重一时，90年代初留学剑桥更使其加深了对西方现代经济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钢铁工业、航空工业、彩电制造业等战略重组的一系列真知灼见都引起企业界与学术界的注目。王小强主张：开放电讯服务的企业化和市场化经营，但要把我国已形成规模的电信基础网（包括有线电视网）从经营性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基础信息网，依托电视技术平台，直扑电信、电视与计算机“三网合一”的产业前沿。虽然对报告的结论可以见仁见智，但其理论依据与可操作性都是极其鲜明的。附带指出的是，1998年9月22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王文的逻辑基础上，也推出了《中国电信行业重组分析》（此文没有大范围公开）报告。全文立足全球电信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电信公司化的背景，从中国电信的重组目标、目标结构选择、中国电信的公司化、移动通信公司重组的其它考虑因素和资本市场估价共六大角度入手，配合德、英、日、美、墨电信改革的案例研究，系统缜密地提出“整体重组、内部专业化运营”的思路。报告似乎更侧重投资家的立场，认为“拥有网络是现代电信公司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绝对必要条件”，所以不同意传输与电信业务分离；要“以转售的方式逐步放开市话和长话服务，在固话业务领域引入竞争”；由于数据互联网是未来电信的骨干业务，故不能从中国电信固网分离。

　　方宏一则针对王小强的“电信本位”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诉诸反垄断，强烈要求开放电信的竞争性经营，保持电信与广电两网并存，具体方略是在有线电视网扩容改造基础上，在有线电视网上发展Internet增值服务，特别是发展网上通信，并最终以光纤入户代替现有广电HFC（同轴电缆），最终达到三网结合的目的。

　　周其仁教授则针对前两文，系统论述了“中国电信的高社会垄断成本”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三网复合，数网竞争”的思路。作为职业经济学家，周其仁的分析既充满了学术锐气又饱含深度的人文关怀，从某种角度上讲由于超脱了部门利益之争，所以周文的出现颇受社会大众的欢迎。但同时署名韩德强的最早见于互联网的文章《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则强调电信开放必然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指出国家利益是首要的，“弱者的格言是团结”。而在国家的一定保护下，如何苦练内功，增强竞争力，则是一个需要多方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显然，如何判断我国电信业在即将开放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是各方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具体看法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

　　笔者无意介入这场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的讨论，从某种角度上讲正处于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转轨阵痛中的当今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关产业重整的讨论实在太多了，且非常有必要多重入手形成一整套的战略构架与要义。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通信、广播电视和视听消费电子产品数字化进程快速发展，使得计算机、通信、广播电视这三个原来分工明确的行业出现融合和汇聚的现象。90年代初期，广播电视业和通信业都想发展全业务网，以简单延伸的方式进入对方领域，但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1994年互联网的成功商业化，提供了一种能够将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无缝连接的有效方法，随着宽带IP技术的发展，在IP网上传输实时业务和多媒体信息成为可能，宽带IP网就成为三网融合的结合点。通信业正在进行一场从电路交换转向包交换的体制革命，从1984年AT&T解体、英国电信法修改算起，西方国家开始讨论基础电信网与增值业务的剥离，并着手实施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与私有化进程，直到1996年美国正式完成对1934年电信业的根本性修改，期间则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电信恐龙们惊心动魄的兼并重组。在这样的技术与产业背景下，正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三网的巨大差距，肯定众多跨国公司决不会轻易放过巨大的中国信息技术市场之后，中国电信产业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和策略来达到建设中国“三网复合”并发展IT产业，不但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的革命。

　　可以预言的是，技术进步、需求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互联网的国际性将兼容性、网络的外部性，以及技术进步的路径锁定效应推向极致，为此电信产业的开放竞争、电信设备商的重组，必然带来全球性互联网运营商与服务商的重组，整个IT产业都在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场深刻的变革。

99暖春 从雾里看花到云开雾散

　　如果说1998年夏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战略还属于学界和业界精英讨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到了1999年春天，它已经成了广大公众兴味盎然的焦点──据《财经》杂志报道，1999年3月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对1290位消费者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62%的人对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表示欢迎，72%的人认为中国电信业还需加快改革，破除垄断，引入竞争；还有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为“政企合一不利于引进资金、技术”而担忧。

　　民心所向，民愿难违，各种社会力量暗暗汇聚成一股洪流，有力推动着中国电信事业的改革加速向前、向前……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3月31日信息产业部的挂牌，就明确标志着中国电信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初，主要着眼于政企分开和“中国电信”的公司化改造，但此明显过缓的改革设计被最高决策层否决，于是从1998年6月份起着手进行重组电信行业、切开“中国电信”的方案设计。

　　★信产部专家专程去美国考察，1984年美国政府分解独家垄断的AT&T采取的是“横竖结合、横切为主”的指导方针，而1996年美国新电信法公布后，专做国际长途业务的AT&T想方设法企图再次进入美国本地电话市场，但结果是屡遭“小贝尔”的“揉挫”（王小强语）而一愁莫展，历时2年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在1998年8月转向与TCI结盟，试探走有线电视进入用户家庭的接入道路。显然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需要全程全网，美国人走过的弯路我们没必要再重复，于是信息产业部一开始就树立了中国电信的“竖切”原则。

　　★虽然这套竖切方案始终在信息产业部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主要由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提出，而被人戏称为“刘彩方案”），但同时也仍然提出了其他方案，包括了按地域“横切”以及“交叉切”的观点。最著名的“横切”模式即“南北中国方案”，以长江为界划分成两大系统，“交叉切”的提法来自“奇偶方案”即按电话号码尾数之奇偶，将业务分成两大公司。

　　★中金公司的《重组分析》报告，无疑为信息产业部的方案设计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的电信小组从1996年底就开始系统跟踪与研究世界电信业的变革趋势，1997年完成中国电信（香港）的上市融资任务后就深入考察中国电信业重组的现状与前景。在报告的“中国电信重组的目标结构”一节中共设计了五种方案，其中对方案四与方案五评价甚高，其区别只是在建立国家电信控股公司还是直属信息产业部上各有侧重和取舍，而最后出台的“刘彩方案”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金投资银行家们的建议。

　　★虽然在这场电信改革讨论过程中，各个渠道发生的故事给人们以扑朔迷离、雾里看花之感，但信息产业部始终把握着改革进程的主动权与宏观掌控力，而最高决策层也表现了对此事的高度关注。据说从1998年夏天到1999年春节前，相关的总理办公会就召开了4次。在1998年11月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切开”做法已达成普遍共识，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切和第一步切多少？特别是针对目前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的处理，令决策者难以下决心。为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命另行提出改革方案。中咨公司的方案最终未知其详，据说其中有长话与市话分离的内容，这与信息产业部观点截然相对——信息产业部的“普遍服务义务继续需要长话补贴”和“保持网络完整性”两大理由，否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将长话、市话分家；但中咨公司强调的加强“联通”的动议则有了实质性进展——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出任联通新董事长，进入1999年后联通得到的优惠政策与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开展互联网与数据通讯服务，取得第五个国际出口权力，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在第四次总理办公会上，国务院终于敲定了“中国电信”的重组方案，这一天是1999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而方案的框架与10天前信息产业部吴基传部长答记者问的内容如出一辙。

　　紧接着中国电信改革就驶入快车道。

　　1999年3月1日，信息产业部公布了期待已久的邮电资费调整方案。互联网资费、固定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长话费等近10个项目都大幅降低；在一些大城市的电信营业厅出现了人们等装第二部电话、上网、购买手机的热潮，这对时下中国内需匮乏的市场可谓是一道风景。然而正如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言，此次中国电信降价降得还不够，电信资费显然还有下调的空间。当前的电信资费调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各媒体、各阶层也纷纷表示对部分调整的不满情绪，期盼中国电信改革的力度与措施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解放一点。”

　　1999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率领庞大代表团到达广州，在中美电信高层会上就中国政府考虑发展美国CDMA制式移动电话达成协议。此项协议将会使美国等几家著名的CDMA制式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制造商获得至少上亿美元的商机。同时从上海传来更令人欣喜的消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上海信息产业发展公司和美国AT&T公司已经鉴署了关于在浦东地区合资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协议，这将是中国通信运营业引进外资的首个试点。几乎同时，网上忽然传出美国金融资讯大亨布隆伯格（Bollmberg）下属的一家名为Hartcourt的上市公司（www.Hartcourt.com）欲以8000万美元全盘收购国内著名的商业ISP公司瀛海威时空的消息，虽然瀛海威很快就声明此消息的子须乌有，然而依然引起业界的轩然大波。一方面是Hartcourt股价的迅速飙升，另一方面是中外投资者纷纷猜测此举是否意味着外商进入电信运营特别是ISP业务的禁令即将打破？而这一系列变革都发生在朱总理即将踏上访美之路前，但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吴部长在中美广州峰会上对记者发表的公开长篇讲话，其继续推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信念与稳健渐进的心态一览无余。

宽带IP网挑战中国电信

　　1999年2月11日，也就是在中国电信改革方案批准出台的前3天，国务院专门就“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召开有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等几大部委有关人员参加的总理办公会，会上正式同意了这个简称为宽带IP的项目，仅仅在1个月之后，国家计委便正式批准实施该项目。

　　高速互联网工程所要建立的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的下一代通信网络，被称做宽带IP网的这一新生事物能够为用户提供速度成倍提高，但价格成倍降低，传统电信网络根本无法比拟的互联网、电话、电视等服务。此项目由中科院牵头，加上广电局、铁道部、上海市，共出资3个亿，主要利用广电总局和铁道部的高速光缆网，将联通15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中京、津、石家庄段在1999年下半年首先启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方宏一战略最好的奖励，宽带IP网不仅仅是一个示范工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更是一种权力，一片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作为宽带IP网的积极倡导者，中科院声学所的侯自强研究员一语道破高速互联网之于传统电信的要害所在：现代通信体制是面向连接型的，它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各种网络互联成无缝大网的要求，非连接型的互联网商业化的巨大成功将对现代通信体制产生强烈冲击。学者尹鸣对侯自强这一技术话语的解释更为直白：电信业的核心任务是传输信息，电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必然导致体制变革。一方面，原来的电话公司已不可能继续以独家方式提供所有业务来满足各种需求，必然导致电信业务的开放和全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传输网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各种业务和经营者的公共资源，被全社会所共享。因此，电信技术的革命不但已经使传输网络与电信业务必然合一的根据不复存在，而且使破除垄断促进竞争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电信发展的基本态势。“高速互联”或许真的能为中国电信改革突破窠臼——因为在1998年盛夏业界广泛传言要建立全国性有线电视骨干网的建议被最高决策层否定；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不是交给中国电信去做。

　　果然，在1999年8月，被誉为中国第三电信（仅次于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中国网络通信公司正式组建。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出任董事长，侯自强研究员出任首席科学家，出人意料的是原亚信公司（ChinaNet骨干网系统集成商）总裁田溯宁博士出任总经理——可能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由来自民营企业的系统外人士担任一个全新的国营企业领导。

　　其实在基层早已经出现了三网融合的趋势。山东淄博的百姓在媒体讨论热点到来之前就已经能够用有线电视的线路打电话了（地方电信系统做法也比较灵活：1999年1月21日，山东淄博市电信局推出“本地通”业务，手机实现单向收费。同省的青岛市则宣布，于2000年取消电话初装费）。广东有线广播电视台的广东视讯宽带网目前已开始为用户提供服务，有线用户只需一个置顶盒（Setbox），便可享受速度十多倍于电信的互联网服务，用户还免去了电话费。该电视台的目标是将自己的网络建成省内“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载体之一。上海的步子更大，同在1999年3月初，国务院批准上海成为“三网合一”宽带网建设的第一座试点城市。早在1998年上海就已开始筹划此事，并于1998年12月30日组建成立了3家公司：上海市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和上海市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看似波澜不惊，实际上却为“三网合一”奠定了基础，因为“三网合一”在中国除了的技术因素外，最大的障碍还是体制和部门利益。

　　高速IP网虽然附合技术趋势与原则，但依然与在传输话音、图像等实际业务延时的现象，从技术角度讲与“电路交换”对应的“时分复用专线制”相反，“包交换”对应的是“统计复用总线制”——换句话就是要把一组信息，打成好几个包，在一条大公路上分好几个车道走，哪条好走就先走哪个。效率会明显提高，可到达的先后“顺序”也乱了，必须要在接收端先存起来排个队，于是延时不可避免，要解决它只有两个出路：一是足够多的带宽，二是业务重点保障质量。

　　只要有了足够的带宽和打破了体制垄断的行业禁入，网络电话、宽频点播等各类基于IP网的信息产品与服务就可广泛开展，一个需要充分发挥想象而创造商业模式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了。

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

　　1999年的早春对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可谓是风起云涌、充满无穷变数。

　　福州的陈锥、陈彦兄弟因利用互联网经营电话业务与公安对簿公堂，二审胜诉，从而引发大众传媒关于网络电话经营权的争议在1月底进入高潮。时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的周宝信则明确表态：将严厉打击非法经营网络电话等增值电信业务；几乎同时信息产业部官员宣布：信息产业部已批准中国电信、吉通和联通三家进行网络电话实验。5月17日吉通在“世界电信日”这天开通京沪等5个城市的IP电话商用业务，联通则更早就在全国10个城市开通度验，中国电信首批在14个城市开始了IP电话卡业务试运行，三家还协商联合制定了统一的收费标准。几个月后，网通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力。

　　宽带IP的商业操作空间就不象解决技术和网络建设那样简单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提出了五个必须全力克服的问题：与电信大网的互联互通、与电信服务商携手以获得需要基础电信服务的庞大客户群、基础电信业务与有线电视业务的有效剥离、从政策高度确立业务的合法性、利用好四大股东的整体资源。矛盾的焦点是此次中科院等四家单位只是拿到宽带IP网的建网许可，也就是网络建设权和运营权，具备了电信基础业务权力──于是具有了被尊称为“垄断终结者”的资格，但电信基础业务权力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话提供通讯服务，还必须要有专业化的电信服务商来经营。吴基传部长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一个意思：有线电视应该网台分离、建设与运营分离，有线电视网络经营计算机增值服务是非法的；这个概念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电信服务许可与为电信服务商提供网络传输的电信基础业务完全是两码事。毫无疑问这就为广电部门从事电信业务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从更深的层次考虑，随着中国加入WTO日程的临近，开放电信市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未来开放的电信市场上也必须要有规范的产业秩序，“拥有资源不等于拥有市场，拥有业务权力并不等于拥有垄断价格权”，这之间需要市场与非市场、专业与非专业的社会多种力量互相碰撞、磨合，因此有人预测宽带IP网最有可能在互联网业务而不是传统电信业务上突破。

　　从国际发展背景考察，融合是下一代网络发展主旋律，但融合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苦的，传统的公司无法沿着固有的轨迹寻找发展的道路，也不能过分看重新技术而抛弃原有的投资历作出过于冒险的决定。新兴的公司是IP变革的积极倡导者，但是经验的缺乏、用户基础的薄弱和对新技术的依赖容易使他们走向极端。在走向下一代网络的道路上，无论是设备厂商，还是运营公司，都积极在融合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通过联合、兼并扩张自身的业务范围，确立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国际间一系列的兼并和合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北方电讯购并Bay、朗讯收购Ascend、阿尔卡特购并Xylan以及西门子和3Com的全面合作，都是在寻求优势互补的途径。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努力保持原有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全力在IP领域进行开拓，应该说，这是一条稳健而又现实的道路。

　　在中国，电信改革还只是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

　　也许真正客观地评价’98-99年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历史意义，要等到若干年以后，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但它所带来的冲击恰如方宏一博士的话，“这是中国信息产业的春天。在整个文明历史上，她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待续）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七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兼并启示录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六　网络股评估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五　美国新经济的阵痛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四　新经济对抗旧理论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三　纳指风云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二　透视美国“新经济”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一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