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之十九 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文情怀

假如网络也有生命

作者 陆群

第七章 在网络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二）

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文情怀

诺贝尔经济学奖近两届得主的故事，似乎在告诉世人：追求更多的财富，不一定得到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人道，反而得到比财富更珍贵的赞誉。由此给我们启示：不仅是学问研究，在市场经济下探讨社会发展模式，不要以追求财富作为唯一的最高目标，必须要同时注入人道的关怀与社会的正义，才可使冷酷的市场变成温暖的社会。

与到深圳参加1999年首届中国高新技术交流会的另两位诺奖得主相比，年已65岁的阿马蒂亚·森实在可以说是貌不惊人，个子不高、衣着随意，既缺乏高贵冷峻的气质似乎也没有一般学术大师儒雅自如、高屋建瓴的风度，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然而1998年10月中旬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给了这样一位以研究贫穷、饥荒、财富分配与福利经济的印度籍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受奖的主要原因是“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再度注入了伦理层面的思考”。这一赞誉是在向经济学术界宣布：经济科学不应当只看成一个纯粹的思想构架、数学模型或中性的分析工具。它也应当要用来讨论政策的选择，并解决人类遭遇的实际问题。“伦理层面”即是以人道精神为核心，包括了对人性的关注、社会公平的普及、人民福祉的提升以及免于饥饿病痛等等的价值判断。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生于印度孟加拉湾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为印度文学教授和畅销书作家，他自述在其很小的时候便与祖父严肃地讨论“价值”和“信仰”；少年时期的阿马蒂亚曾考虑出家当和尚，但为了做些与俗世有关的事，他转而研习经济、数学和哲学，他承认放弃佛教是因为“宗教有点遥不可及”，据说孟加拉语中的阿马蒂亚就是“必然不朽”之意。和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阿马蒂亚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宽泛的，但真正奠定他在经济学和哲学界的地位的，确是以研究灾荒成因、贫富悬殊原因、如何衡量贫困以至福利经济学等内容。当年外电引述阿马蒂亚自己获悉得奖后解释自己工作的话“你不能凭富裕和繁华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这句看似简单的肺腑之言，深刻昭示他1993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被称为“沉闷科学（经济学）的良知”，确非溢美之词。

这种思考应该早在50年代求学剑桥时就已萌发，当时阿马蒂亚·森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要求这位年轻的印度学生全力钻研经济理论，不要浪费时间在“伦理”思考上。阿马蒂亚仍然我行我素地坚持自己的探索，后来在哈佛任教时，不只教经济，也讲授社会选择理论、生物进化论与哲学，阿马蒂亚自己认为“多懂几个领域比专精一个领域来地好”，要“跳出经济的狭义范畴”。在博与精之间，他选择了“博”，这似乎正是当前学术整合的潮流。

从小在印度长大的阿马蒂亚·森，在幼年时代即目击印度的的饥荒遍野与路有冻骨。1981年他发表的著作《贫穷与灾荒》，被认为是大幅度改进了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援助机构对粮食危机的处理。阿马蒂亚的实证研究显示，饥荒的原因“自然灾害” 只是其中一项，人为错误为害更大。他比较印度、中国、埃塞俄比亚和撒哈拉沙漠诸国的情况，指出不平等和自由度的高低，对饥荒亦有关系。当天灾出现时，最穷的一群因失业或物价上升而无法购买粮食，饿稃遍地并非因为缺量；事实上阿马蒂亚以童年（1943年）在孟加拉的经验，当年饿死了300万人，但粮仓并不匮乏，只是饥民买不起而已。为此阿马蒂亚反复强调：受灾地区政府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配给粮食上，有些受灾国虽然饿死人民无数，却有余粮出口；有些政府则有足够进口粮食的资金。因此天灾只是饥荒的一项可能并不重要的因素。如果饥荒的成因是缺粮，问题不难解决，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农耕技术，很快就会有丰收！

阿马蒂亚坚定地认为：灾荒与饥饿是可以用政治与经济力量来改善的。他认为解决贫穷的根本途径，不是政府的救济，而是人民所得的提升。阿马蒂亚是少数不断促请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注意改善贫富悬殊不平等现象的经济学家；他在不少著作中反复论证“个人权利远较物质丰富重要”，换句话说，政府认为必须对人民严加管制令他们循规蹈矩，经济才有增长，在阿马蒂亚的研究中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致力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而忽略人民实质经济生活的国家，阿马蒂亚大力反对，因为“GDP增长与人民的福祉没有必然关系”。历史上，军备竞赛甚至为了达到GDP增长目标而添海修路，它们可能没有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形下人均GDP增加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长久以来，人口学家注意到在贫困国度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女少男多，这种现象和富裕国家相反；但人口学家说不出所以然。阿马蒂亚搜集大量数据显示穷国女性所获的粮食和药物都较男性少，女性在这类国家不受重视，使女婴大量被杀——阿马蒂亚的数字是十分惊人的，他指出因为受歧视而“失踪”的女性，仅在印度就有3700万。

面对现时代中国经济，阿马蒂亚风趣地说，虽然是第一次到中国、第一次到深圳，但他很早就对中国近2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不但可以与印度互为参照探讨发展中国家拯救灾荒的有益经验，而且是总结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规律。

追溯经济学中的人文情怀，其实并不始自阿马蒂亚。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经济，而是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论断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早期的市场交换活动并不构成社会解决基本经济问题的手段，市场真正成为基本经济手段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18世纪中叶。而市场意识则滥觞、勃兴于此前作为思想先导的启蒙运动。在市场意识勃兴的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市场运作中人的行为的规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哲学家佛朗西斯·哈奇森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认为，人类行为的规律不是建立在宗教信条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则的基础上。这一发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不亚于牛顿的万有引力。但真正完成宗教神学向世俗神学的革命性转变的却不是哈奇森，而是他的学生亚当·斯密。

斯密提出，“经济秩序建立的准则是人类自身利益。正是因为每个自利的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加与人民福利的改善，宗教与权力所强加给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这就是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由此原理引申出一个重要的哲学信条：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在选择自身行为时，没有任何道德的或宗教的神圣标准，而只有最大限度符合私利的实力主义判断。宗教不是救世主，以人的自利的品格所推动的市场调节是人类世俗救世主。由此，斯密以其自由市场理论完成了神学和伦理上的一场革命。因而，尽管后世经济学家有人主张经济研究不谈价值判断，而实质上，自斯密始，经济学已经僭越其本分，对哲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整个社会意识造成深远的影响。

斯密之后的200多年，总体上看，是自由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200多年。因而也是斯密信条大行其道的200多年。自由市场体系的社会中，巨大的技术成就以及巨大的财富积累使人们似乎比以前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神学更能看到人间天堂；而进入本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倒戈转而选择市场经济，更使斯密信徒们得出这样结论：20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实验场，最终将证明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最完美因而也是最后一种制度安排，历史已经走向终结。在此情形下，斯密学说在伦理学上的革命更进一步深入，以至于经济的准则终于逐渐取代了宗教或神学的法则成为唯一的法则。纳尔逊就说：“如果说旧时的祭司通常询问每个行为是否符合上帝设计世界的准则，那么在当代经济学的学说中，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的法则取代了神的计划。经济学已不再是神学的一个次要的分支，相反地，现代神学接纳了经济学的内容。”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用甚至接近宗教的措辞来谈论他们所从事的学科。如佛里德曼就曾用上帝对子民般的语言承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保证人的自由——在这里，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同义语。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则评论说，建立在个人私利间相互影响基础上的经济学之经典理论，能产生无所不知的观点，并且“惊人地简明和完美”，这一特性原先只为上帝所有。还有更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梦想一个没有人受苦难、再挨饿的黄金时代，早先的哲学与宗教曾将这一时代假设在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天堂。而现在看来，自由市场终于摆脱一切桎梏，这一时代已经指日可待。

1997年两位精算投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与休斯，因为参与“长期资金管理”避险基金，发生重大亏损，其声誉正在受人指责。1998年细说贫穷的阿马蒂亚，则被尊称为“经济学界的良知”。近两届得主的故事，似乎在告诉世人：追求更多的财富，不一定得到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多的人道，反而得到比财富更珍贵的赞誉。由此给我们启示：不仅是学问研究，在市场经济下探讨社会发展模式，不要以追求财富作为唯一的最高目标，必须要同时注入人道的关怀与社会的正义，才可使冷酷的市场变成温暖的社会。

阿马蒂亚青年时代一直在印度、伦敦任教，70年代后期被哈佛大学挖走，曾于1993--199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8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又转往母校——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三一学院向以治学严谨、待遇高（津贴多福利好）、饮食一流（藏酒为不列颠之冠）而闻名，这虽与学术无关，却投阿马蒂亚所好－－阿马蒂亚以美食家著称学界，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缓跑与社交”，这在经济学界是不多见的。饶有兴趣的是阿马蒂亚与女性的关系也颇不寻常，他曾经与4位优秀女性有结婚或长期伙伴的关系，这四位女性分别是：孟加拉诗人、美国哲学家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现任夫人出身英国名门望族，是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讲师与散文作家。

学问亦如人生，人生也是一门学问。

真实的谎言与谎言的真实

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乡村的玛丽·米克尔，为人直率、热情，这位从小就迷恋垒球的女学生继承了偏执狂父亲极端热爱竞争的激情。1991年玛丽·米克尔进入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从事PC业与网络业分析。直到1995年，成功地将网景（Netscape）推入市场才使得她名声鹊起。

那年玛丽·米克尔推出了300页的研究成果——《互联网报告》。这个充斥着大胆的预言、警句与推荐股票的报告所带来的震动，颇具汤姆·彼得斯的革命性著作《追求卓越》在80年代商界所造成的影响，被称作互联网投资圣经。接下来，在1996年及1997年的在线广告和电子商务研究报告中，不仅勾勒出互联网上巨大的商机，还以富有见地评论和严密的数据帮助每个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玛丽·米克尔如愿地成为摩根·斯坦利股票投资首席分析员，还创造出了华尔街闪耀的新职业——互联网分析师。

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资本市场似乎疯狂了。在持续5年之久的网络股热潮中，玛丽·米克尔被推上了点石成金的女巫位置。无数新生网络公司都渴望她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自己的名字，渴望由玛丽·米克尔承接公司的股票上市，这意味着股价将无止境地上扬。玛丽·米克尔的工作随着网络潮流变化而变化，她着重于研究雅虎、美国在线及亚马逊等知名公司将如何调整结构并相互竞争。米克尔发现，对网络新兴公司的估价需要制定新的规则。这些公司不赢利，但却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以及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的品牌，网络上有大量空间可供好的公司开发庞大的商业服务，来支持巨大的市场资本化潜力。米克尔参与创立价值评估法则，即根据网站访问者或软件用户未来价值的大小，对公司估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收入和利润作出预测。她最早指出，Pagevies比短期赢利更重要，Eyeball比财务状况更关键。她是Amazon.com、Yahoo.com、Priceline.com、Ebay的鼓吹者。从此，成百上千的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当它们的股价狂飙时，再也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了。所有她的崇拜者深信，一个商业新时代正在开始。

面对2000年夏天股票市场戏剧化的涨落，玛丽·米克尔丝毫也不示弱。她承认2000年是她的倒霉年，这并不说明什么，她在1992年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2001年5月，她仍旧在评估报告上为她曾经大肆赞扬过的Amazon.com、Yahoo.com、Priceline.com等公司签署上“表现优良”的评价，尽管它们的市值已经跌落了80－90%。虽然她的声誉已经与Dotcom的股价一样跌落，可她依旧不改论调，正象在1996年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美国在线，只有她在坚持，结果她获胜了。

但是批评者指责说，玛丽·米克尔从一开始她就打破了分析家与投资者之间的界线。分析家更应该是一位旁观者，一种冷静的角色，他们客观地告知投资者分析结果。但从帮助网景成功上市开始，玛丽·米克尔就似乎让自己扮演起了公司执行者的角色——早在1997年网景面临微软的竞争时，玛丽·米克尔不顾其惨淡前景而依旧倾向性十足地支持它。只要Amazon.com、Ebay、Cnet出现了任何跌落，她就会立刻发表立场强硬的声明：它们的价格将很快复原。一种沉浸于以往成功的盲目自信，一股执着得近乎疯狂的投资热情显然已把应有的客观分析抛在脑后。

如果说，玛丽·米克尔曾利用自己的天才打破常规，开创了Dotcom在华尔街的辉煌时代，然后商业规则使她被纳入流水线中，成了为新兴网络公司贴商标的人，而这样就大大玷污了作为分析师的良知。

一般说来，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评价一种行为：功利（实用）层面、道德伦理层面、审美层面。按照哲学的观点，道德（伦理）层面是高于实用（功利）层面的，而审美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在这里，笔者姑且不认为道德（伦理）层面和审美层面是高于实用（功利）层面的，只想强调，这两者也是不可偏废的。评价人类的行为，固然不能无视实用（功利）的意义，但也不能沉溺于实用（功利）的层面而完全摒弃道德（伦理）和审美的层面。

玛丽·米克尔的行为显然令那些听从了她的推荐而买进股票的人气恼万分，一面是不负责任的“分析建议”给大众带来巨大损失，另一面是分析师们自己享受着1000万美元的高薪。姑且认为分析师有理由、有义务、有资格、有责任坚守所谓“投资风险自负”的理由，那么，道德层面留给谁去守护呢？拒绝承认失败的玛丽·米克尔对于自己背离分析师本职，过分干预公司股价行为的解释是：“因为我参与创造了这些新事物，我有责任保护它们。”

新锐评论家认为“玛丽·米克尔成了90年代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人性中的好大喜功或是没有止境追求成就感元素的体现。”按照意大利历史理论学者克罗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既然历史是从当下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那么，玛丽·米克尔的故事与其说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毋宁说显示的是当下生活的真相。当下的中国人，无论是一个投资者还是一个从业者，抑或是一个不知名的游客，在未来回首网络经济的历史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实用和功利的尺度下，不约而同地对人类行为的道德（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取一种鄙弃、不屑的态度。这只能说明，人们在当下生活中的“兴趣”是很实用和功利的。从学界、业界到民间，都崇奉一种“务实”的精神，都流荡着一种但问成败不问是非的心理、意识。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正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兴趣”，促使玛丽·米克尔完全放弃了一个分析师的旁观者本色，热衷于以预言家和公司运作参与者的角色去阐释和评价网络经济，因而，她的“兴趣”、假设乃至结论，与其归谬于丧失分析师应有的冷静，毋宁说是针对当下生活人们的企盼。

于是这就陷入了一个“真实的谎言”与“谎言的真实”的怪圈。可悲的是，在一个实用和功利思潮如此涌动的时代，人们需要如此地“创造”新经济的历史，那么，他们又将怎样创造新经济的未来呢？

有感于吴敬链的尴尬

2001年3月，传媒中最令人瞩目的事竟然发生在年高德勋的吴敬琏老先生身上。缘由是年前吴敬老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对中国股市发了几句议论，大意是说中国股市就像一个赌场，监管极其不规范，广大中小散户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云云。窃以为吴敬老的谈话也不过是随感而发，并非哗众取宠。偏偏年后股市开盘就跳水，于是老先生的议论就触犯了众怒——耽误了赚钱的大好春光，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祸起萧墙。先有所谓国内五大经济学家联袂登场驳斥，紧跟着证券界人士口诛笔伐，据说有人一连写了10数篇文章对老人实施“批判”，至吴敬老于尴尬之地。笔者更是在网上读到一篇名为《九问吴敬琏》的，虽不见文笔、论据如何讲究，光是这个题目就够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了！现在有人写文章已成模式，大凡要批驳某人、某事、某观点，不先搞清楚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摆出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一问不过是隔靴搔痒，至少要三问五问，最常见的是八问九问，似乎问的越多越表示其势大力沉，也必然是真理在手。

这种被“批判”的状况在我们身边到处都可以遇到，一不小心就让这种貌似强大的“批判”教训一下。在IT圈里特别是互联网这几年的商业化中就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围绕“新经济”的争论。

信息经济（或称网络经济）的提法最早兴自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国在1995年也引入了这个概念，到了1997年后美国人又提出了新经济的观点，于是就有论者想当然地提出中美在新经济中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因为“Internet正以摧毁式的生存方式改变着企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经济，否则“在工业时代落后的中国势必被信息时代所抛弃”。美国人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打破了传统经济学预言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化轨迹等事实出发，认为一种以网络经济为标志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类型正在形成，而且有着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经济的特征。孰不知在大洋彼岸，在主流经济学圈内对新经济的争论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新经济本身也依然等待着历史的检验。然而，在我们的媒体上，传统经济学理论过时了、熟知的经济学分析手段失效了等观点一时甚嚣尘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资本市场剧烈变动的事实证明新经济并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也不是一剂万能神药，片面夸大新经济的作用只能适得其反。对于从业者而言则教训更加深刻！当网络科技股市场张力被挖掘到尽头、资本扩张和技术扩张空间被大大压缩时，那些传统蓝筹股完全有可能由于应用新技术而具有新的创新能力，资本市场的潮流就会迅速发生变化。网络股大跌的现实警醒人们，互联网固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规模经济和明星效应，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同样可以在网络之外的真实世界中找到，当投资者冷静下来探讨网络公司的价值极其发展前景的时候，传统的分析工具往往是最适用的。所以，现阶段的网络发展理念不仅仅是确定在将来什么时间获利，而且还要清楚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够快速获得利润。当前，网络公司必须向投资者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距离赚钱的日子正日益临近。而对于那些目前已经公开上市的网络公司来说，他们更有必要去说服投资者，让他们相信公司将会在上市后的18个月内盈利。

虽然时至今日负责任地讲，我们仍不能就新经济机是否失败或迟早会把传统经济学送进坟墓而下断语。但笔者以为需对引起这种现象的国人惯有的思维方式保有警惕，这种习惯性思维的本质就是反映在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国情结”。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由于为长期经济落后而深干耻辱，所以时刻希望通过短期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借助某些“赶超行动”而“毕其功于一役”。尊重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次的赶超结果都是违背了经济学本身的规律：50年代“超英赶美”时把过分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全面失衡，后果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70年代末的那场“洋跃进”，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全面引进上；再有80年代前期的“第三次浪潮”、90年代初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热”，直到今天的网络经济热潮，总希望能一步登天就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虽然这种“赶超行动”所依据的精神内核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我们不再加快赶超的速度，不应用最新的技术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而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何时才能立足于一流强国之林？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但是，历史事实却总是告诉我们，这种违背了经济规律的“赶超行动”从来不会成功——历次头脑发热后的“经济运动”，只换来“运动”后艰苦的治理整顿，以更多的付出与宝贵的时间来弥补。相反，遵循着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优先改革农业的战略，依靠着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实现了每年将近10%的经济增长率，大大缩小了发达国家的差距。

考察战后任何一次革命性的经济浪潮，无非都是处于技术创新前沿上的发达国家，对继续发展所遇到的障碍的一次克服。而克服这种发展障碍则要具备必要的前提，一是要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也就是说已为这种创新作了充分的积累，才能为自己提出创新的方向，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现炒现卖；二是必须具有创新的经济实力和物质手段，也就是具备从事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商业/市场环境与全民素质保障。如果从国家整体实力上没有上述准备，却偏偏要独立地全面引进或开发新技术，成功的机会实在令人担忧。显然在新经济的认识上，新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经济的衰落而是各有优势——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先进的资讯技术和管理手段，它们应该完全适应于传统经济，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有效于传统经济，因为传统行业具备最需要也最能够提升效率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发展新经济最关键的是怎样与传统产业结合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比较经济优势。

理论上讲，所谓比较优势就是相对于别人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总是在某些生产要素上面具有较丰富的独特的积累与天赋。如果在产业结构选择与投资侧重上成功地密集地使用这些生产要素，就可以塑造出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与服务，并通过国际交流与贸易，用富含这些生产要素的产品与服务交换富含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与服务，就可以充分发挥本国或本地区的比较优势。针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传统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经济增长率的源泉，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在市场需求已经日益重要的今天，决不能采取一种放弃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需求的发展战略。在不具备充分物质与技术储备下，过度夸大新经济的作用，丢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领域，其结果是与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初衷适得其反。

本来自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是最容易理解比较优势原理的。历史上每当我们热衷于“赶超行动”时，往往是忘记了自已的客观现状而急于求成，丧失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大幅度提高，恰恰得益于我们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讲正确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是说眼看着新技术、新经济的机遇而无动于衷。相反，随着国力与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地向先进方变化、发展，我们也会逐步地接近世界最先进技术创新的前沿，原本我们并不具备的条件也将在实践中补充完善。相反，如果在条件、资源和环境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与技术应用，实质上是以短击长，虽然在短时间可能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产业得到突飞猛进般的提高，但并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孤立地一家明星企业和一个新兴产业的竞争力都不能等同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发展“新经济”必须与发挥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新经济必须和传统经济互相依存。如何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建设中国的网络经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2000年夏天的《经济学消息报》上有长文专论。

当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仍是莘莘学子时，一位同学要他指出一种既正确又最核心的社会科学原理，不想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一下子竟难倒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哈佛高材生，思忖良久而不能答。令人诧异的是此问题整整萦绕了萨缪尔森30年之久，直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创始的1969年，才终于有了自认为满意的答案——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萨缪尔森感叹，想一想有多少智者从来都没有能够自己发现这个道理，而且在向他们解释这个原理之前，他们从来未能相信这个原理。

愿我们的业界少一份盲从多一份冷静，希望我们的IT评论减一份狂热多一份宽容。笔者既不钦佩格林斯潘时常玩弄的“我知道你们相信你理解了你认为我所说的话，但我不敢肯定你们以为你们所听到的是否就是我的意思。”的语言游戏，也不赞同克鲁格曼式的拎着教鞭、故作深沉装地演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只是觉得应该让拳拳之心归入科学的理性之中，不要依仗舆论优势而盛气凌人，更应该在实践中探求理论的真谛。

祈望吴敬老的尴尬不再发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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