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网络也有生命》连载终结篇 数字时代的文化守望

第八章 数字时代的文化守望

历史曾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内容，一幕幕的悲喜剧似道道风景镌刻在文化的年轮上；站在行将结束的世纪尽头回望过去，文化的守望者期待探究文明的本原，恰如生命的成长、四季的更替。

上帝死了吗？

19世纪末尼采向世界惊呼“上帝死了！”

“上帝灭亡了。上帝不会复生。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这些最大的凶手，将何以安慰自己呢？世纪所拥有一切东西中最神圣和最强有力的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屠刀下流血而死了。”上帝当然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指的是一千多年来塑造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精神和信仰，而在19世纪末这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与崩溃。在尼采心目里“造成上帝死亡的原因一是科学的进步，二是人自身的沉沦。”

尼采的预言并没有给当时的人们带来警醒，只不过给走向新世纪的西方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回首昨天不得不承认20世纪是充满喧嚣、骚动和剧变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纪是以一场大危机、大灾难──西方世界文明人们内部的自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战争真正惊醒了甜梦中的西方，科学进步期许的人类幸福的终极理想并未出现，相反空前野蛮、残酷的战争屠杀却显示了科学可以灭绝人类的现代特性；战争教训了人类，它真正结束了自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西方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与自信，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与和平，绅士们忽然发现世界已进入了一个不肯定的时代──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文明，最终结果是在创造它的人们手中毁灭。

就在一次大战尚未结束的隆隆炮声中，德国人斯宾格勒发表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好象跟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种在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有限度的现象；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它的全部重要意义来理解，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个重大问题。”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说到底是要回答西方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他认为西方文化从前文化的法兰克时期发源，中经哥特与巴罗克时期的辉煌，从19世纪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公元前4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19世纪完成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在精神和艺术领域，西方人已无可征服、无所创造，此后西方世界遂向恺撒主义过渡。

面对如此的宿命，斯宾格勒无奈地寄语新的一代“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被这本书打动，从而委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委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委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也就是说自觉自愿地服从这种宿命。

尽管《西方的没落》充满了非理性的悲观论调，甚至涂上神秘主义与唯意志论色彩，但却紧紧抓住当时西方人的焦虑与想象──没有人能够回避斯宾格勒提出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危机”，一种即将进入新文明而又无法割舍旧文化的心灵上的痛苦否定！尽管当时学术界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引起的思考和反省。于是在《西方的没落》发表近30年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文化历史学巨著诞生了。

作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的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集中讨论了文明（即文化）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以一个职业历史学家的冷静和道德观来回答人类文明的前途与命运。

正如学术史上试图建立包罗万象思想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无懈可击一样，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议，最激烈的焦点：汤因比认为的推动文明形态生成演化的底层动因是什么，也就是文明发展四阶段（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背后隐 含的内在逻辑特性是什么？汤因比把之归结为“文明生长的实质就是一种生命力”的“挑战应战”理论，如果文明社会的起源并非生物因素或环境因素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必定是这两种因素之间的某种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探究的因素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作者把这种关系引申为“两种超人格之间的冲突。”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中外学者都强调“挑战与应战”理论是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发展动力问题的最后答案，其实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汤因比的理论就会发现其实“挑战与应战”理论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与象征意义，是汤因比关于历史发展的表层观点，更深刻的理性认识还是他复归人性所提出的“生命冲动”、“人格”与“心理活动结构与功能”的观念。“生命冲动”本是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所谓“生命冲动”就是一种生命的活动过程，指一种主观的、直觉的心理体验活动。汤因比不仅借用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术语更继承了其精神──文明的生长过程必需要有一种冲动的生命力。

具体表现生命冲动在文明生长过程中的作用则借助“人格”，也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史长时段中的整个精神状态。汤因比以“人格”来概括文明社会创造者所拥有的人生态度、善恶观念、审美意识、创造意向等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只有“人格”的创造性才会改变某一文明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为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生生不已的伟大动力。在心理活动结构与功能的认识论层次上汤因比进一步深化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整个心理活动是由意识与潜意识两大基本层次构成，意识不过是全部精神活动的表层部分，这恰似大部分都沉浸在海洋中的一座冰山的外露之一角，而潜意识则是“知觉的源泉”，是一切精神创造的根源，是“灵魂与上帝相通的通道”。以此为基石汤因比又细划为“个人、家庭、社会、种族”等多层次的潜意识。

虽然汤因比一再强调自己是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在从事研究（《历史研究》共12卷，出版前后费时27年，作者总共引用上百种文献资料与多种语言，以致让人不忍卒读），事实上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并不十分理会经验细节的实质检验。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的理论也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或宗教意味，但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西方传统学术观点所认同的那种简单化的宗教概念，注入了世俗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就文化动因与历史主体的关系而言，汤因比创造性地提出把文化动因的实现不仅要靠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深切体验，同时更有赖于人的活动创造，这种双向的、互动的历史关系主要是由作为中介环节的人格得以沟通。在20世纪上半叶深层心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幼稚时代，汤因比就能敏锐而富有新意地神话、宗教、心理学的观念引入文化历史学的的研究，特别是从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入手，提出文化形态的潜意识层次，探索对民族（种族）与文化（文明）长期积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前瞻性与思辩性的，为而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思想渊源，为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提出开辟了道路。

1993年著名政治战略学者亨廷顿发表了“引起过大规模的全球性争论”的《文明的冲突》，并于1996年编辑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类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更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是经济因素，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将构成断层线战争相持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等特点。亨廷顿用大量篇幅以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21世纪断层线战争爆发原因，提出休止战争主要依靠世界核心国的利益与行动。在展望21世纪文明未来时，亨廷顿肯定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亨廷顿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甚至提出“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手的可能性。作者呼吁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的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从一个一向代表美国文化走向与价值标准的名教授口中肯定和承认西方中心主义的衰落，今后的世界文化走向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是多极化，实在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亨廷顿更多地是反省和探寻西方“四分五裂，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的可能。

亨廷顿真正从内心感到忧虑乃至恐惧的是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元化文化对美国社会的冲击，而90年代世界冷战格局结束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广泛传播大批非西方化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反西方价值的本土文化的复兴，这种势头表现得愈演愈烈显然说明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式的理论“范式”，其最深刻和最核心的，也是亨氏最不愿说的是种族界限，实质上文明──宗教意识是沿袭西方传统学术对文化历史学的价值构建，亨廷顿对种族的避讳正好说明了他对20世纪末文明发展的新认识──以多元化的文化纽带来淡化种族差异与冲突。正象他在为其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纵观20世纪以来任何一种文化（文明）形态理论的提出往往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它抓住了此时此地人类的情绪、回答人们最迫切焦虑的问题，其理论思辩力量引人注目地凸显出来。而任何一种思辩理论又都不是短时间凭空想象而来的，都有它深刻的学术渊源。那么20世纪末的我们面临科技的发达与人类精神的急待张扬又与尼采的时代何其相似，如果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哪里才是人类下一个精神家园？

网络上的精神家园

今天我们都无法否认20世纪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是科技的突飞猛进，而计算机作为未来比特时代最卓越的客体，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技术成就之一，它标志着人类依赖条理性思维、创造性以及合作奋进精神导致这个充满力量、令人震惊的现代技术工具的问世。不断革新的计算机技术与光纤网络通信、卫星远程通信相结合，将知识的编码、储存、转输、扩散速度极大地提高了，方式极大地简单化了，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从而使数字化的多媒体网络通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技术，使不断更新的知识成为全球任何角落里的人群大都可以随时廉价获得。数字化网络化通信技术革命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与风险投资和现代风险企业体制相结合，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新知识的实际使用，促进了发明创新的物化过程，极大地加速了新知识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文明大传播和文化大普及。一个人类智慧大开发和经济大发展的高潮已经到来了。这场比特革命不可质疑的深远意义在于：信息网络被广泛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化精神领域，它使得这些领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有利于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翔。

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中号召人类打破崇拜复归理性自信，尼葛洛庞帝则是“把比特推向大众，即使是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展望数字化生存为“乐观的年代”──“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与赋予权力”是未来网络文明的“四大特质”。埃瑟.戴森更加深信网络在给人类带来深刻变化的同时，不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尘不染的数字化乐园，但如果我们行动无误的话，网络会使人性和人类的多样化得到张扬。在未来的网络空间，文化的内涵将越来越丰富，因为在网络上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丰富、无限的创作思维空间，现今人们的文化创造总是局限和被动依托于地理环境、经济水平、习惯传统等，但在信息时空里，人们的平等性和依照自己兴趣作出主动选择的权力大大加强了。没有网络时，人们只能通过传统方式感受全球文化，只有移动原子（比如周游世界）才能达到理想，而今天不同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世界成为全球舞台上的演员，这样将有助于丰富和加强本地文化。我们将会目睹地方性和全球性同时发展，地方会更加区域化，世界也具有同一性。数字化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样一个发挥创造力和提升人本身智慧能力的机会。你看，信息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改造我们的听觉、视觉、感觉、嗅觉、触觉，改变着人类传统的时空观念，社会运动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和法律环境。这场席卷全球的革命刚刚从改变我们的行知模式开始，正以坚定的步伐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侧面，改造着行业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改造着人们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观点、方法。世界上的各种媒体形式、全球各类信息源都可以以比特形式贯穿互连、即时交互，实际正在从技术上摧毁传统的纵向等级层次结构，形成网络式的横向自主连接结构，表现着对人的尊重和从技术上支持人的自主选择权利，实际上体现着人的主体地位的高扬。这是当代人文精神对传统的单纯工具理性的胜利。

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掌握自身命运、在地方社区和全球社会中重新定义公民身份的机会。它也把自我治理、自主思考、教育后代、诚实经商以及同其他公民一起设计我们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规则的责任交给了我们。网络不是一个简单的家，而是由上千个小家庭和社区自我营造、定义并设计的一种环境。

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网是为了寻求新的精神享受，找到适合自己的宽松自由的虚拟社会，但权利与义务总是相辅相成的，个人要为自己的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由此，一种“诚实、公开、有责任心，视名誉为生命的文化”应运而生。网络文明是一种新观念的塑造，新价值观的产生，正如同无数谈论Internet的出版物指出的那样，它象一个刚刚开启的潘多拉魔盒，一柄美丽与邪恶共存的双刃剑。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创造人类幸福的工具，特别的是这把工具还刚刚成形，还在不断变化、发展，还渴望着千千万万的人去参与、铸造──网络的崛起终于使我们既有机会、也有权力去开创我们希望赖以生活的新的准则，再也不必象近百多年来追随别人的文明模式亦步亦趋。掌握自己的命运，制定自己的准则，设计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应具有的观念。

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对技术，这一他所称为现代人的命运的现象给予关注，在后期思想中他由原来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来探询存在的意义问题，转而直接深入到存在的问题本身──他强调存在不再是依附于人的东西，而人倒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存在本身被说成是天命，它总是处在不断的解蔽过程中。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西方历史的决定性的命运，它在现时代的至上的能力和虚无主义的发展，将执拗于存在的遗忘中的形而上学推到了顶点。因此，技术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最高危险，这倒不是因为荒谬的技术已经把人类推到生态毁灭与道德自杀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它使存在的天命蔽而不见。在海德格尔眼里，正是在现代技术的虚无主义发展所导致的危机的最后时刻，人类最终走出危机的希望也应运而生。

文学家用诗意的笔触去描写网络文明：当人类仅仅通过身体接触而进行交流，只是以物理接触为主要手段时，构成了人类的第一种接触；当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通过纸张、书籍、传媒等不同文字表现形式表达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之时，就有了人类的第二次接触；当人类对客观世界形成了哲理性思考，“哲学家总是试图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它”（马克思语）于是就形成了以心理哲理分析为主体的第三次接触；当今天灵魂以比特的形式，载于光纤之上，遨游于广袤的网络空间，人类就开始了数字化的第四类接触。当你坐在闪烁的屏幕前，时而飞速地敲击着键盘，时而沉静地期待着来自远方的呼唤，一切的发生都是如此地自然平静。原本人与机器的对立正在消失，每一个人都可以借助人性化的数字界面营造一个极端个性化的数字王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信仰与思想，从未谋面的人们在无限互联的网络上将心灵拉近。没有了生存利害的冲突，没有了世俗的顾虑与障碍，你我都可以畅所欲言，敞开心扉；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人与人都可以自由的组合，来充分地共享信息，或许原子世界物理空间里彼此互不相近，日常生活中永不沟通的人们将集合一起，这一切的依据都是因为比特组成的信息源在网络中传递，人们的心灵真正找到自由沟通的天地。从此人类将不再孤寂，泯灭的人性又在一夜之间重燃璀灿的火花，并随着网络的扩展而炽热地燃烧，我们又要高呼“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的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

卡尔·波普尔认为：全部物的世界为第一世界，人类的精神、意志、心灵世界为第二世界，人类思维、智慧活动所形成的产品为第三世界。在世界网络化时代里，比特文明正是以这三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创造人类生活的新家园。

走向信息时代的中国人

回头看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人类陷入过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传统的商品市场经济制度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生产大幅度下降，人们大范围失业，银行倒闭，股市狂跌，整个经济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沿。这一切都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生产得太多了──这是多么荒谬而令人类感到难堪。对经济社会危机的恐惧和批判，导致对一种理想的公有制、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向往和对国家的迷信，对政治权威、集权制政府的追求。自从前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期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没有剥削和压迫，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调整全社会的分配不公。

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对社会高强度的控制与占有，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模式都要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依靠对资源无节制的掠夺与浪费建立起来的辉煌成果必然是违反经济学客观规律的，在今天我们重温30年代哈耶克对前苏联经济的批判，仍可感到其理论的魅力。然而更大的悲哀在于对人类理性的压抑与个性选择的禁锢，特别在今天发达的科学技术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面前，这个体制越来越显得僵滞、不相适应。怀疑在增长着、新的探索和试验在进行，而制度的刚性却妨碍着体制的更新，但思想终归要冲破牢笼。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经济爆发性扩张的浪潮面前，这个制度全面崩溃了。现在看来这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曲折，但社会主义是否象有些人讲的只是谬论和幻想？人类是否应该追求人人平等、消除种族与文化的冲突，创造一种大同共进又保留个性张扬的新文明？人类不应该忘记历史，正是有了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才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合理，才打退野蛮使资本自身的成长更加理性与文明。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使无产阶级，这个原本自在的阶级武装成自为的阶级，也使得社会文明需要高度重视人性存在的价值，可以说正是两大阶级的对立统一才是我们今天的生存更加合理，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在世纪末重新认识。

时代的进步有其自身的规律，甚至昨天我们还在为儒家文明的再度复兴而欢呼，信誓旦旦太平洋世界是人类注定的光明未来，然而转瞬间，理想的大厦就在暗流中坍塌，巨人与其阴影下的神话竟然是如此这般地脆弱与不堪一击。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程告诉我们，其实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人类文明模式的反思也贯穿人们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试验。20世纪的人类探索证明，未来的信息文明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它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更高文明程度的社会经济模式。

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就在苦苦追寻一条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发展之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制度舞台上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场景，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科学与经济的进步注定未来人类的争夺就是要体现在文化上，历史一再证明：文化只有被消灭无法被改变，对东方人来说文化更本质上的就是我们的命运，在未来谁能在文化上战胜对方，谁就有可能战胜一切。

在21世纪信息文明时代，中国将迎来伟大的文艺复兴！就象没有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一样。在中国极力摆脱封建文化、小农经济的影响，在商品经济甚嚣尘上时，我们曾一度迷失自我，堕入所谓后现代的泥坑，跟在别人后面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信息时代将使中国人更加认识人的本质，摆脱对物质世界依赖的束缚，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我们将站在世纪之交新的历史文明高度，审视我们的过去、彻底破除那些曾困扰我们前进的阻力，尊重人格、尊重人性，将会产生真正伟大的文明成果。

自由思想绽放的鲜艳花朵，正铺满民族振兴的未来之路上，让我们为这样一个激动人心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吧！

后记：欣喜与感谢

“要想预言互联网的发展，简直就象企图用弓箭追赶飞驰的子弹一样。哪怕在你每一次用指尖敲击键盘的同时，Internet就已经在不断地变化了。”黑客出身的英国学者尼尔·巴雷特的这句话不但深刻形象地描绘了互联网的变化速度，而且用在类似我这样的互联网“研究者”身上也同样恰如其分──每日里追踪着网络跳动的步伐，并努力试图用自己手中的笔去拨开浮躁、激浊扬清，探寻隐藏在网络现象后面的“道”之所在，虽筚路蓝缕、愈挫愈奋，仍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好在“求索”之心不灭。每当新的经济模式行将来临之际、传统的生活方式转折关头，需要无数勇敢的人义无返顾地前行，这是一场耐力、智力、毅力与洞察力的全面较量，IT评论家方兴东先生把这种生活喻为“短跑式马拉松”。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数字论坛”的全体成员，与姜奇平先生关于数字经济的多次探讨使我对信息现象与经济理论的思考更加深入，拜读胡泳、方兴东诸兄的文章使我对网络文化的理解更加开阔与敏锐；更要感谢许多传媒界的朋友，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支持下，我才能不断鞭策自己，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中国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产业的评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是《互联网周刊》的沈维、胡延平先生，《互联网世界》的陈丽英女士，《电脑报》的林军先生，《时尚》杂志的王绪梅小姐，原《商业时代》和 和《市场观察》的何钥小姐，原《中国科技信息》的沈逢佳小姐，《中国计算机报》的詹炎先生、姬雪梅小姐，《中华读书报》的吴荷女士、康慨先生，《中国青年报》的陈迎炜小姐，《计算机世界》的康晓宁小姐，《微电脑世界》的孙永杰先生，《文化月刊》的刘楠先生，新浪的刘峻和天极的高飞等等。还有更多没有列上名的朋友们，我将把对他们的感谢化为动力，在这条“不归之路”上再接再励。

今天Internet革命的意义远不仅在于技术范畴中网络将替代个人电脑，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生存状态与价值参照，将从以物质财产为核心转向以信息资产为核心，从而创造形成一种网络文化──它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以及多媒体表现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网络信息传递为核心，衍生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等等的反思。面对人类自身创造出的网络文化，必然延伸出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应该具有怎样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也就是人对自身的价值作出新的判断。

数千年来，人类在不知疲倦地探索，忘我地拼搏、不停地奋斗——为了人应享有的生存权、享乐权、自由权……网络的出现和发展，将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网络终于有可能解脱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在网络中每一个网民都能充分享受自己理解的生活，从某种角度讲“人生就是网络，网络亦是人生”。

收入本书的是我在1999年、2000年及2001年上半年所写的主要文章，既有针对IT产业建设的分析、Internet服务前景的展望，也有对网络生活如何庖丁解牛般地改变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描述，从宏观选择角度、中观截取界面，立足大趋势的研判和战略战术经验的总结，努力使前瞻意识与人文情怀相结合。

我坚信，21世纪的网络风潮将会更加汹涌澎湃，汇聚成人类新文明的力量与智慧源泉——创造网络的是英雄，参与网络的也是英雄。

（终）

陆 群

2000年11月初稿

2001年12月改定于北京